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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事件的同情动员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20-01-19 点击: 发布:学术论文网

悲情情境的构建

“同情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他人的指向性(directed-toother)与行动的趋向性(action-for-other)。”2前者主要指向他人的处境,它是同情情感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后者主要是指这种感知会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它构成了同情情感的充分条件。这表明,同情行为是一种处境性的社会行为。而关于什么样的处境是困难的,在什么处境中的他人是值得同情的,克拉克提出了一系列规则,其中有四条规则值得借鉴。第一,特殊剥夺规则,它主要是指因剥夺使个人的正常生活被中断。第二,命运公平规则,与享有更多财富、名气的人相比,普通人或者特别不幸的人更值得博得人们的同情。第三,易感性规则,对于公众来说,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遭遇不幸,因而也更值得人们同情。第四,发展潜力规则,它强调那些本来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因为某些原因前途被耽搁或中断,更值得人们去同情。

网络舆论事件的同情动员中,这些规则成为构建悲情情境的基本规则。以药家鑫事件为例,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为逃避责任,残忍地将被撞人刺死,并在驾车逃逸的过程中再次撞伤行人,可以说行为极其恶劣。被害者张妙是一个农民工,两岁半孩子的母亲,在被撞伤后无力还击的情况下被害致死。而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父亲是西安某机械厂副师级军代表。事发当天,药家鑫送女朋友回家后,驾红色雪佛兰汽车回家,行凶理由居然是“农村的人,特别难缠”。这句话作为网络舆论的引爆点,激起了公众的同情与愤恨。在整个事件中,被害者张妙作为两岁半孩子的母亲符合“易感性规则”,值得公众同情,特别是药家鑫故意杀人的行为和动机更让人愤怒,在不同身份的对比下,“特殊剥夺规则”和“命运公平规则”都加剧了公众同情情感的产生。可以说,越是对药家鑫社会身份的过度解读和对其凶残行为的愤恨,越能激发对受害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同情,这也成为该事件群情汹涌的根本性逻辑。因此,同情情感的动员主要是通过悲情情境的构建,从而让公众产生行动的趋向性。一般而言,那些能够让更多人感同身受的、能激起人们正义感的有着具体归因的情境,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同情。

同时,网络舆论事件同情动员中,图像符号在悲情情境的构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文字语言符号认知主要依靠逻辑思维,而形态语言认知主要依靠直觉思维,更加感性,两者共同构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文字语言符号不擅长表达情感(情绪),这也正如美国学家瓦兹拉威克(watzlawick)所认为的,因为我们描述别人情感的词汇是相当有限的,情感表达受到限制时,需要非语言传播。3对情感的理解,需要一种形象的动态化的思维,语言文字符号更适合进行抽象的逻辑化思考,而形态语言就特别适合把握这些情感。相较于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符号也可以再现客观世界中的人、事和物,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图像符号与情感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因为图像符号在表达人的情感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具体来说,图像符号在情感的表达上一方面是利用图像符号本身的一些元素,如色彩、局部构造、点线面等元素来传达某种情感;另一方面,图像符号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主要是利用所形成的图像符号文本——景象,来唤起人的某种情感。一般来说,图像符号作为一个单独的文本所形成的综合的、整体的景象能在情感动员上更具有震撼力。“触景生情”“借景生情”即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在宜黄拆迁事件中,钟家两姐妹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更能引起广大网友的同情: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眼神无助,把悲情推向高潮。

对情感的接受而言,人们对图像文本的情感接受也是非常微妙的。人们对图像文本的情感接受,“既不单纯地出自知觉或概念的功能,又不单纯地出自感觉,而是出自知觉和想象力的自由构建”4。在这两种认知功能的协调里,景象就和主体以及主体的情感建立了联系。景作为情感的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相比于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符号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情感会触发记忆中的某些情境,特别是当这些情境本身就充满着人的消极情感体验,那么人们为了规避这种痛苦就会采取某种行动。而图像符号在激活人们记忆中的那些相似情感和情节上显然更具有优势,从而迫使人们通过行动来规避这种痛苦。因此,图像符号比语言符号更能唤起人们的情感(情绪),也更能在悲情情境的构建中产生重要作用。

集体边界的激活

情境常常与身份密不可分,从认知逻辑来讲,它关系到集体边界的形成以及相同身份的人是否能够产生共情效应。尤其是在身份标出下的二元对立中,同情“弱者”和怨恨“强者”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心理模式,这种心理模式内化为公众的价值、信念、情感。因此,身份是集体边界得以激活的关键。美国学者蒂利认为:“身份是一组有力的社会安排,在这种安排里,人们建构有关他们是谁、他们如何联系和对他们发生了什么的共享故事。”5它表明,这些身份集中在那些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边界上面。通过这种纳入与排斥机制,主体在建立起自身认同的同时,也是对“他者”的排斥。换句话说,只有搞清楚了我们是谁,谁是敌谁是友,集体认同感才得以形成,情感的倾向性才能显现出来。

网络舆论事件的同情情感动员中,通过把事件当事者定义为弱势的一方,大肆渲染群体的悲情、无奈以及对方的冷酷无情、强取豪夺和非正义,两者的界限被激活,从而使“我们”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明显的增强机制。女人、孩子、老人,底层平民,这些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一方,当遭遇不公正对待时,往往能够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从而获得公众的声援和行动支持。在于欢案中,《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文在网络广泛传播,引爆了网络舆论,使其从刑事个案演变为网络舆论事件。该文刺痛公众神经的是其中关于辱母煽情情节的描写。正是这一情节为于欢的行为赋予了正义性,博得了公众的同情。其中,女性、母亲的身份,最具有代入感,能够引起最大程度的同情和共鸣。微博大V易中天直接评论道:“血性男儿哪有罪?刺死辱母者既是正当防卫,更是见义勇为!”该事件在舆论的发酵中,已经从单纯的层面的讨论衍变为情绪裹挟下的“正义呼吁”,进而改变了舆论走向。

社会现实的勾连

同情情感动员本质上来说就是寻找“同盟军”,让更多的人加入自己这一方,从而获得更多的舆论声援和支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把事件的焦点集中在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从而引起更多人的情感共鸣。也即是说,网络舆论事件的同情动员并不在于展现事件的全过程,而是要从事件中选择出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问题,能够契合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同情动员根本上是要将个体的悲剧上升为整个群体的悲剧,从而使“个人被挫败的经验可能被解释为不仅伤害个体本身,也伤害了其他主体集团”6。

就动员的过程来说,当事件发生,网民不断跟进和围观,动员者通过符号化处理把个体事件上升为具有集体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放大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引起公众的“共意”,被悲情激发的人们会不断构建和丰富事件所折射的现实意义,激发人们投身于抗争性的行动中来。正是有了魏则西事件,才揭开了搜索引擎网站竞价排名存在的问题,医院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出租科室供莆田系欺骗压榨病人的血汗钱,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自身管理职责,这些问题都折射出当下社会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医患矛盾。网络是社会现实的延伸,被同情动员的公众会不断强化基于自身经验的固有判断,把焦点逐渐聚焦在大家所共同关心的社会公平、公共安全以及对个别地方政府不作为等社会现实问题上,因为同情动员往往会使人们就现实问题进行“拷问”。可以说,魏则西之死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悲剧,而是折射当下社会民众就医的现实社会困境,引起了大众的普遍同情。

结语

机制很少独立发挥作用,它们具有与其他机制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更普遍的过程的特征,而过程则指的是那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机制的因果链、次序和组合。因此,网络舆论事件的同情情感动员机制既单独发挥影响,又彼此叠加共振,在事件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推动着网络舆论的产生、演变和极化。同情能够唤起人们的激情,为网络舆论提供巨大的情感能量。它还能够最大程度争取舆论的声援,形成情感的联结,不同个体的情感在移情代入的机制下,迅速转化为认同和支持,形成统一的共情体,凝聚和推动着网络舆论。同时,同情来自“正义理念”,它以“正义”为驱动,同情感本质上也被赋予了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正义感”,因而能够占据“道义制高点”,从而达到以势取胜的目的。

注释

1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M],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页

2罗志达:《胡塞尔论同情的意向结构》[J],《哲学分析》,2014年,第5卷第6期

3王亿本:《大众非语言传播影响传播功能研究》[J],四川大学博士学位,2013年

4刘洪:《像·非像--视像传播机理研究》[M],高等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5[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6[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胡继华译:《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